自19世纪末，国内外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就开始在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组建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负责全区的文物保护、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集中在“文革”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先后调查、发掘、保护了各个时代的遗址、墓葬及建筑数千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内蒙古开展较早。1956年内蒙古文物工作组调查了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和滴哨沟，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被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2000年和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洞穴的中下层发现了旧石器中晚期时代的遗存，它是内蒙古第一个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内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对于研究中国北部边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对全区文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和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80年代以后，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重要遗址有林西县的白音长汗遗址、水泉遗址、巴林左旗的二道梁遗址、西梁遗址、巴林右旗的塔布敖包遗址、克什克腾旗的南台子遗址等，进一步明确了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等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另外还新发现了西梁类型、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赵宝沟文化水泉类型和西荒山类型等新型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建立了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巴林左旗二道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我所首次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的大面积揭露，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通过对宁城县三座店遗址和小黑石沟遗址、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进一步揭示和丰富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分期、族属、经济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有重大意义。敖汉旗范仗子墓地的发掘表明，墓地可分三区：两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一区是高台山类型，三区时代相近，对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内部差异，以及与高台山类型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小黑石沟等遗址、墓地发现的大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对探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族属以及与中原诸侯国的关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近20年来，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较重要的遗址有凉城县石虎山、王墓山、老虎山、园子沟，准格尔旗阳湾、小沙湾、永兴店、二里半，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察右前旗庙子沟和大坝沟，伊金霍洛旗白敖包、朱开沟，清水河县岔河口、西岔等，大体建立起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及谱系。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仰韶时代早、中期的白泥窑子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子沟文化、龙山时代早期的阿善文化和老虎山文化、龙山时代晚期的永兴店文化，青铜时代的大口二期文化、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等，上述考古学文化以其浓厚的地方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对探索中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畜牧业的起源，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流变等诸多学术课题，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园子沟遗址的窑洞式房址保存较好，对研究黄土高原窑洞式房屋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明确了该地区仰韶时代、龙山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既有密切关系，又具有地方特点。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许多遗址都有壕沟环绕。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遗址还发现有石砌围墙，它们集中分布在岱海、包头山前地带和南流黄河两岸。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有高山型、台地型、坡地型和平地型几种类型，呈立体分布，并且有大小之分，多为一大几小成群分布。这些环壕、城堡对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城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在凉城县崞县窑子、毛庆沟、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和林格尔县辛店子，清水河县阳畔，包头西园等墓地均发现了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至汉代北狄（狄人）、百戎、林胡、楼烦、匈奴等北方民族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中原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探索农牧转化过程、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研究表明敖汉旗水泉墓地和乌兰宝墓地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貊族遗存有关。林西县井沟子墓地年代在春秋至战国之际，被认为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东胡人遗存。
    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辖地北扩至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并开始在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设置郡县、兴筑长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向北向西扩大，在内蒙古中西部广为屯田。对鄂尔多斯市漫赖乡秦直道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我区首次对秦直道的解剖，对于进一步了解秦王朝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对云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战国、秦汉之际内蒙古土默川地区的城镇建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沿额济纳河250 余公里（其中在额济纳旗约230公里，宽约60公里）的范围内，城、障、塞、烽燧相望，河渠纵横曲折，屯田相连。1998—2002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居延遗址进行了发掘和测量，获得汉简500余枚。这批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通过对其的研究，获得了大量有关汉代边关行政设置、军事调动、规章制度、边关生活、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研究汉代历史以及汉匈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内蒙古地区战国、秦汉城址众多，计约有30余座，其中对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古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其城址布局与中原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基本相同。通过对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的考古发掘，发现大量战国时期的墓葬及陶器，进而将土城子古城的城镇建置提至战国时期，而元代遗迹、遗物的发现，又可将其下限定为元代。对呼和浩特市榆林镇陶卜齐古城的考古发掘，将汉定襄郡安陶县县治一举定位。发掘的汉代墓葬有纳林套海墓群、沙金套海墓群、召湾墓群、补隆淖汉墓、和林格尔墓葬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关中地区同期墓葬均无太大差异，但因位处北疆，均不同程度地渗入了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
    鲜卑族是继匈奴族之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通过对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呼伦贝尔的拉布达林、商都县东大井汉代的拓拔鲜卑墓群，以及察右中期七郎山、呼和浩特市美岱、大学路、乌拉特前旗的卧羊台等北魏时期的墓葬和都城盛乐（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的发掘，明确了拓拔鲜卑的文化内涵及其由东北向西南迁徙的民族融合的发展过程。在乌审旗还首次发现了北朝铁弗匈奴的田焽将军纪年墓，这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关系意义非常重大。 
    隋唐时代考古主要是调查和发掘了隋代的五原郡（乌拉特前旗东土城城址）、榆林郡（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城址），唐代的县单于都督府（和林格尔土城子城址）、胜州（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城址）及其周围墓葬，其中以乌审旗郭梁墓群、清水河县山跳峁墓群、乌拉特前旗天德军等军州都防与步都虞候王逆修墓较为典型。其形制和随葬品均与关中地区隋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基本相同。有关这一时期北方民族文化遗存的识别，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阿巴嘎旗巴彦图嘎发现的石人、石堆墓被推测为5—8世纪的突厥人遗存。 
     辽代考古调查、发掘最具规模，成果也为世人所瞩目。在内蒙古境内已考证的京城、州城近30座，对城址和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20世纪中叶开展的辽上京、辽中京勘测、发掘工作，探明了辽代京城的建制特点，弄清了辽、金、元、明城址的发展演变规律，为北方地区的辽金元考古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还对辽上京进行了保护规划。在全面钻探的基础上，针对重要遗迹进行发掘，获得了一大批重要资料。内蒙古地区辽代墓葬数量众多，包括契丹人和汉人墓葬，还有一些族属不明的墓葬。契丹人墓葬可分为皇帝陵墓、大贵族墓、一般贵族墓和平民百姓墓等，它们在墓地选择、墓向、墓室结构、壁画、坟座、墓园、墓仪、埋葬尸体、葬具和葬式、葬服、随葬物品和墓志、殉人和佣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通过对庆陵、怀陵、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耶律羽之家族墓地、耶律祺家族墓地、宝山墓群、豪欠营墓群和吐尔基山墓葬等一批契丹皇帝、贵族墓葬的发掘和清理，获得了大批辽代文物精品，并以其中的纪年墓为标尺，对辽墓进行了分期研究。辽墓中的壁画题材丰富、绚丽多彩。契丹贵族墓群壁画中游牧图、狩猎图、山林图、天鹅图等题材最富民族特色，反映了契丹族的生活习尚和信仰，成为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画卷，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宝山辽墓壁画既表现了契丹的风俗画韵，又保留了浓厚的唐代风格，同时又反映出五代时期的新变化，是辽代壁画中的精品。 
    西夏考古开展不多，发掘的城址有额济纳旗的黑水古城（黑城子城址），调查的古城址有临河市黑山镇城址（高油坊城址）、阿拉善左旗白马墙镇城址（吉兰泰盐池附近）；准格尔旗的大沙墓葬为小型砖砌仿木结构，墓内壁画有夫妇对饮图、奴仆图、牵驮图和怪兽咬斗图等。 
    金代在其北部边疆修建了数道界壕和众多边堑，经过多次踏查，基本查明了界壕、边堡的走向和结构。2000年，为配合208国道建设，对金界壕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基本上了解了边墙的结构、障城和边堡的分布情况。对察右后旗头道营湾古城、韩元店古城的考古发掘，是首次对金代边墙内侧障城进行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金代戍边防卫体系及屯边军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2002、 2003年为配合尼尔基水库建设，发掘了最东端的边堡，搞清了其结构，为研究金代的边堡边务、岭南界壕提供了重要资料。调查的金代城址近 20座、元代城址近30座。80年代发掘的额济纳旗黑城子城址，明确了元代亦集乃路城叠压在西夏黑水城之上，搞清了城内外布局特点，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及古阿拉伯文文书，这对研究西夏和元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元上都的勘测、发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址，城内街道纵横，宫殿、亭、台井然有序，四关范围广大。这些使我们对元代陪都布局有了详细了解。近年来对元代集宁路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揭露，弄清了该城的布局，这处城址出土遗物丰富，多处窖藏瓷器极其精美。对达茂旗敖伦苏木城址及其周围的调查和发掘，获得了一批汪古部的景教遗存。配合托县电厂建设对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另外约400座元代的贮粮窖穴，这是首次对元代屯田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元代红城屯田、振武屯田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意义。70年代以来，在阴山以北地带发掘了金、元时期汪古部墓葬，其中有宫胡洞、乌兰忽洞、武家地、明水、毕其格图好来、王墓梁、城卜子、胡儿索巴嘎等，还出土了景教墓顶石等，这些反映了汪古部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元代贵族墓葬甚为罕见，在元上都城址的卧牛石和一棵树墓地发现了蒙古人的墓葬区。90年代，在准格尔旗发掘了一座元代泰定三年的壁画墓。在正蓝旗羊群庙发掘的祭祀遗址是蒙古贵族为举行隆重的祭奠而建造，这反映了蒙元时期蒙古贵族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元代汉人墓葬遍布各地，有土葬尸体和火葬骨灰两种形式，元上都城东南的砧子山墓地，系用石块垒砌墙围成坟茔，是元代汉族居民葬区。
    西夏、金元居住遗址众多，堆积较厚，在配合基本建设中已发掘多处，有房址、窖穴、灰坑、水井、作坊等遗迹，出土遗物多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瓷窑遗址发现不多。仅有赤峰市松山区缸瓦窑一处，其范围大、始于辽代、盛于金代，元以后开始衰落。有馒头窑和龙窑两种结构，这里也烧制著名的辽三彩。
    内蒙古也是岩画艺术的宝库。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巴丹吉林沙漠，都有岩画分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对内蒙古地区的岩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并将岩画内容划分为生产、生活、生育、心态、符号等五大类。时间从旧石器时代延续到近现代。记录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可谓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进程的图解。
    内蒙古地区保存的辽、西夏、金、元、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众多，种类有塔、庙宇、衙署、府邸、会馆和戏台等。80年代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就积极参与古建筑的保护工作，维修了清代绥远城将军衙署。1994年所内成立了古建研究室，开始对内蒙古境内的古建筑进行系统勘测和维修，先后维修了呼和浩特市清代观音寺，清水河县明清戏台、寺庙、明代长城护水楼、丰镇市明代大王庙和清代牛王庙（灵岩寺）、察右后旗清代喜福寺、锡林浩特市清代贝子庙（崇善寺）、苏尼特右旗清代福佑寺，正镶白旗清代修德寺和演教寺、包头市清代龙泉寺、固阳县清代王当召等，抢救保护了一批古建筑。 
    近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内蒙古考古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采用地质、地理、动物、植物、气候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环境考古方兴未艾。1997—1998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航空考古，首次进行了飞机低空飞行摄影勘察，其后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测量定位，然后采用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研究，是中国开展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学研究的成功尝试。2002年双方再度合作，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进行了航空摄影勘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在遗址、墓葬等测量工作也得到应用，提高了测量精确度及工作的效率。区域性考古调查也是近年开展的新项目，目前已在赤峰英金河上游的几条支流进行了系统调查，取得了若干成果。 
    经过50年对内蒙古全境的遗址、墓葬的调查和发掘，在内蒙古东南部和中南部地区已初步建立起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明确了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谱系，不同时期的北方民族考古遗存逐步被辨认出来，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民族考古成绩斐然。地上古建筑保护也已纳入日程之内。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和现代多学科技术的广泛应用，内蒙古的考古研究必将取得更大成就。